优先保障光伏扶贫等民生项目 财政部3日内两派大红包！

我们应该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90年代农村创业资金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储蓄率非常高。

经济学教科书把拉动经济增长归结为：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方面。二解救经济周期的办法就是政府干预，这是毫无疑问的。

生产者的利润就是他买回来的东西，经过他分解、组合等过程，重新生产出一种新的有用物，这种新的有用物，被别人需求、消费，别人付给他的价值要大于他用于生产该新的有用物的全部价值，就是利润。再然后把新的物卖掉，让渡出实物，重新获得货币。在自给自足条件下，生产者为什么去进行再生产呢？是因为他知道，他要是不去进行再生产，他未来将会遭受物质匮乏之痛。在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本质的时候，周期性的经济现象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自给自足经济不需要货币，生产出什么就直接消费什么。

商品生产者不是为了自己消费才去生产，那么他是为了什么才去生产呢？为了利润。投资、消费是内需，出口就是外需。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

比如说，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还要沿用传统的征地制来为4万亿国家投资完成土地配套？那样势必派生农民财产受损、收入和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目前的政策措施里面，已经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新年的中国应该在危机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第三，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

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要是春季后景气低迷进一步加剧，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

因为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此外，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经济行为。例如，1997年以后中国就提出过保八。

过去的经验对今天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史无前例，但是，经济下行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而且扩大了行政审批和行政控制。因此，政府已宣布终止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

为了振兴产业，还要干脆利落地消除前几年抑制过热政策中所有价格管制和变相管制的措施。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春节后可能就比较麻烦。当然，政府发债加上银行信用，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年的经济有这么几点值得考虑。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但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使修起来的路上很快就有车跑。

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比如说，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还要沿用传统的征地制来为4万亿国家投资完成土地配套？那样势必派生农民财产受损、收入和购买力不足的问题。

为了振兴产业，还要干脆利落地消除前几年抑制过热政策中所有价格管制和变相管制的措施。因此，政府已宣布终止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

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使修起来的路上很快就有车跑。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春节后可能就比较麻烦。

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经济36条，规定非禁即入，但过去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提供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经济行为。

例如，1997年以后中国就提出过保八。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新年的中国应该在危机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